文/圖 郭夏季 樊菊榮
他是一個有理想、有追求、有擔當的基層文化工作者,洛南多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推廣者。
他連任九屆縣政協文史專員,堅持30多年收集整理文史資料,55篇文史資料被《洛南文史》《商洛文史》和《陜西文化遺產》等刊物采用,曾榮獲“陜西省文化系統先進工作者”稱號。
他叫呂三運,生于1961年11月,洛南縣石門鎮下鋪村二組人,1983年8月參加工作,曾任石門鎮文化站站長,現任石門鎮公用事業服務站干部。
為建設鄉文化站,他跑遍全鄉溝溝岔岔
1984年9月,呂三運被組織推薦擔任了下鋪鄉的文化站干部。初上任,他拿不準、吃不透這項工作的“氣眼和門道”,怎么辦呢?他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:加強業務學習,趕緊迎頭趕上,盡快適應工作。
他到石門區留題鄉文化站干部黃明那里借來了《文化站工作十六講》,如饑似渴地學習,并且認認真真、仔仔細細地做了兩大本讀書筆記。經過一番刻苦鉆研,他初步掌握了文化站的性質、任務、作用及工作方法,為搞好文化工作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。
面對文化站3間墻皮完全脫落的舊房子,僅有的兩本雜志和3份報刊,他心不甘,他要發憤圖強,改變這種現狀。
在鄉財政無法解決資金的情況下,他采取了捐書捐款的辦法,用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,跑遍了下鋪鄉4個村19個組所有的溝溝岔岔、梁梁峁峁,向群眾宣傳文化站的作用,解釋捐書捐款對辦文化站的重要性。經過一番努力,他終于給文化站籌集到了500多冊圖書和400多元現金。
于是,他著手購置書架、籃球、乒乓球、象棋、跳棋等設施器材,并訂閱了9份報刊。他還利用業余時間,親自泥墻,用各學校捐回的舊報紙裱糊了閱覽室,用家里做立柜的木板制作了站牌,建立了各類規章制度。就這樣,一個名副其實的基層文化站建立起來了。
他結合本鄉的實際,不但積極開展日常的圖書借閱、報刊閱覽、棋類球類活動,還利用元旦、五一、國慶等重大節日,舉辦較大規模的群眾文化活動,得到了廣大群眾的一致好評,被推選為洛南縣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。
為建設區文化站,他殫精竭慮不辭勞苦
1985年5月,呂三運被正式錄用為文化站的合同制干部,更加堅定了他從事文化工作的信心和決心。
從1985年12月到1989年12月,在石門區文化站工作的4年中,他和站上的同志們一起,始終堅持“加強領導、積極發展、因地制宜、量力而行、講求實效、穩步前進”的工作方針,大抓狠抓文化站的建設工作。由于領導重視,財政投資到位,單位、學校和群眾積極捐書捐款,文化站的設施設備由少到多,服務范圍由小到大,活動內容由簡到豐,社會宣傳效果大大提高。
當他1989年12月調離石門區文化站時,全站已擁有房舍32間,大小活動院落2個,共1500多平方米。設施設備達到了“六有”:有各種圖書5000多冊,有報紙雜志31種,有籃球、乒乓球、象棋、跳棋、撲克等各種文化娛樂用品,有黑板報、宣傳欄、標語、喇叭、擴大機、收錄機等宣傳工具,有一定數量的辦公用具,有一套攝影攝像器材。
設施設備的改善和增加,促進了群眾文化活動的蓬勃開展,達到了平時活動經;、節日活動制度化、方法內容多樣化。
為打印文稿,他騎自行車連夜奔波20多公里
呂三運對組織分配的各項工作都是兢兢業業、一絲不茍,而且還要干出個名堂來。
1986年3月,為了參加商洛地區法制故事調演,完成縣文化局布置的創作任務,他四處奔波,忙得不可開交。這時,恰逢妻子坐月子,為了不影響工作,他把照顧妻子的事交給了60多歲的母親。
他多次到花廟鄉、麻坪鄉、石門鎮尋訪民間藝人李秀珍、陳根俊和黃玉娥等人,鼓勵他們積極創作,并給他們送去參考書籍和稿紙,盡量滿足他們的創作需求。經過多次奔走催促,最終感動了他們。李秀珍的《自食其果》和黃玉娥的《特殊姻緣》兩個故事終于創作完成了,但與縣上要求的最后時限只剩3天,他與當地幾個單位聯系打印文稿事宜,卻都因“材料多得打不完”而遭到婉拒。
于是,他立即騎上自行車,連夜趕到工農中學,求該校的打字員幫忙,于當晚把文稿打印出來。第二天,他又買紙將兩個故事油印了100多份,保質保量完成了上級交辦的任務。最終,李秀珍的《自食其果》和黃玉娥的《特殊姻緣》分別榮獲商洛地區故事調演三等獎和洛南縣故事調演三等獎。
1987年上半年,縣文化局決定抓站容站貌建設。這時,恰遇呂三運家修房,他謝絕了領導勸他請假的好意,一直留在站里堅持工作,和其他同志一起修建了一個花園,修理了辦公用具、活動器材,還刷新了站牌,并對站上的5000多冊圖書按“中圖法”進行了科學的分類、編號、登記、造冊、上架。7月份,縣文化局對站容站貌建設工作進行檢查驗收,石門區文化站成了全縣先進站之一。
為收幾分錢圖書折舊費,他得罪了不少人在石門區文化站工作時,呂三運一直負責站內事務。他對站上的圖書十分愛惜,無論熟人生人,一律實行押金借閱。按站上規定,借閱連環畫不能超過3天,借閱小說不能超過7天,如果借閱者超期不還,他就上門催要,并收清圖書折舊費。有的人對收幾分錢的折舊費不理解,認為他小氣、摳門,還說他在石門又干不了一輩子。他不管別人怎樣說,一直堅持按制度辦事,使站上的借閱書刊一冊都沒有受到損失。對活動器材的管理,不管是誰來借,他都堅持讓借者打借條,保證及時歸還。如若損壞了,非讓其賠償不可,保證了活動器材不受損失。
1986年至1987年,縣文管會要求各文化站嚴格加強文物管護工作。他及時對玉虛洞、石門松、王辨墓、盧嶺呂嶺遺址等文物保護單位進行了認真的摸底排查、造冊登記,并召開群眾會七次,大力宣傳《文物保護法》,做了一系列深入細致的工作,使文物“四有”工作得到了有效的落實,他也因此受到了縣文管會的表彰獎勵。
在辦公經費十分緊張的情況下,為了節省郵寄費用,呂三運很少買信封。他把各地給站上郵寄來的信封小心拆啟后,反過來用糨糊糊好,以備下次再用。據不完全統計,他幾年間共拆翻信封600多個。
幾年來,他一直堅持騎自行車去縣上匯報工作,送公文、材料。站上領導多次勸他坐班車,但他總這樣說,來回一次得花兩元多車費,站上經費這么緊張,報銷起來又相當困難,還不如騎自行車快捷方便,權當舒活筋骨,鍛煉身體。
1986年冬,文化站買了80斤公用木炭辦展覽用,展覽結束后還剩20多斤。他把其封存起來,即使天氣再冷,也一點兒都舍不得用。后來,站長問他:“天氣這么冷,你咋不生火呢?”他這樣回答:“站上經費這么困難,留下它以備下一次搞活動再用。”
他總是這樣,想盡一切辦法給單位節省開支。同時,他還和其他同志積極開展補文收入,以增加站上的經費來源。1989年,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從事照相、臺球、錄像放映、舞臺演出、辦培訓班等活動,年底補文收入達2000多元,超額完成了縣文化局下達的任務。
為當好文史專員,他傾力搜集文史資料
除了堅持學習黨和政府關于文化工作的有關政策法規外,呂三運先后學習了《群眾文化手冊》《文化站工作二十講》《農村文化站圖書室分類簡表》等業務書籍?h文化局舉辦的文化站干部培訓班,他全都積極參加,堅持學習。
他還堅持刊授和函授學習。1986年,他參加了《詩刊》社舉辦的全國青年詩歌刊授學院的培訓學習,結業后,他創作的詩歌《碗》獲得了洛南縣首屆農民賽詩會三等獎。1988年,他參加了中國農村致富技術函授大學的培訓學習,結業后為鄉鎮企業開展技術咨詢50多次。1988年5月至1990年10月,他還參加了北京人文函大群文系大專班的培訓學習。這一系列專業、系統、扎實的培訓學習,大大提升了他的業務素質和能力,為進一步搞好群眾文化工作奠定了堅實而牢固的基礎。
1986年,他被縣政協聘為文史通訊員,不久又被聘為文史專員。從此,他不僅積極閱讀文史書刊,而且踴躍撰寫稿件,先后在《洛南文史》上刊發了《民國時期石門鎮的四所義學》《洛南的跑竹馬》《丁蘭寺》《知縣丁禧翰軼事》《洛南的珠算文化》《紅軍路過石坡街》等數十篇文史資料。
2002年,市政協聘請他為文史征集特邀通訊員,他又本著“三親”(“親歷、親見、親聞”)的原則,陸續撰寫了《倉頡造字陽虛山》《洛南民間布老虎》《抗日英雄郝世英》《郝兆先與洛南抗日》《解放初洛南公安局的禁毒工作》等18篇文史資料,刊登在《商洛文史》上。
作為一個基層文化工作者,搜集、撰寫文史資料是他應盡的責任和義務。為了搶救文史活資料,他走到哪里就采訪到哪里,常常是白天采訪、收集,晚上夜深人靜之時撰寫文稿。三十多年來,他總共撰寫文史資料60余萬字。每日閑暇,看著書架上整整齊齊依次排列的載有他的作品的文史書刊,一股幸福、欣慰、甜蜜感便涌上心頭。
為家鄉的繁榮、興旺與富強,盡自己的綿薄之力
要寫出一篇比較滿意的文史資料,須不怕山高、不怕溝深、不怕路遠,還可能要跑好多冤枉路、說好多好聽的話、看好多難看的臉。比如,呂三運撰寫的《影響深遠的洛南梁塬之戰》《火燒寨的溯源》《鐵鎖關》《巡檢鎮》《洛南民間布老虎》等文史資料,都是他親歷、親見、親聞,三番五次地到現場采訪、搜集,才最終成文的。如果閉門造車,憑空想象,那是絕對辦不到的。
他還有記者一樣敏銳的眼光和敏捷的思維。無論是到基層下鄉,還是外出探親訪友,途中如果看到一塊古碑、一座古橋、一座古廟,或是一幅舊書畫、一個古院落、一座古樓門,都會成為他擬定一篇好史料的素材。比如,刊登在《商洛文史》上的《黃龍鋪奇異錄》,就是他5年前去黃龍鋪下鄉時,在老戲樓門前看到一塊古石碑受到啟發而整理寫成的;另一篇《長工謠》,則是他前些年在石坡李河征收農業稅時,無意中從幾個老年人諞閑傳中得到素材而整理寫成的。
他平時喜歡翻閱一些介紹洛南各個方面情況的史志資料和書籍,如《洛南縣志》《洛南縣地名志》《洛南縣組織史》《洛南縣黨史》等。他認為,只有多看才能多寫,這樣才能搞明白洛南的過去、現在和將來,才能博采眾長,為己所用。
他認為,要寫好文史資料,除了勤跑勤思多看多問之外,還需要甘當“小學生”,拜老一輩人為師。廣大的鄉村,到處都是藏龍臥虎之地,有許多知識淵博、德高望重的老人,他們都是鮮活生動的歷史素材,但大多數都年事已高,需要有識之士前來把只屬于他們那個時代的珍貴的記憶記錄下來,留給后世的人們。這就需要不怕臟、不怕苦、不怕累,需要放下架子和他們交朋友,需要多次拜訪,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目的。他刊登在《洛南文史》上的《洛南婚姻的變遷》《洛南人寫對聯用紙的講究》等多篇文史資料,都是在和老年人交談中得到的,聽他們講親歷的事情,與他們講到的事件和人物同喜同悲,他也因此和許多老年人成了忘年交。
再有三年,呂三運就要退休了。臨退休之前,他要把自己苦熬三十多年的心血和汗水結集成冊,印刷出版,為廣大讀者和外地游客更加廣泛、深入地了解洛南的自然環境、人文歷史和風土人情提供一些較為翔實的史料,也為地方志作一些有益的補充和擴展。所以他從去年1月開始,推敲斟酌,整理加工,數易書稿,屢改書名,錄入電腦,排版校對,歷時近半年,終于出版了他個人的文史資料專輯——《洛南拾遺》。
“出版這個專輯,對社會或多或少是作了一點貢獻,尤其是對洛南文化、旅游業的發展。我別無他求,只是給家鄉做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小事,為家鄉的繁榮、興旺與富強,盡了自己的綿薄之力而已。”在采訪結束之際,呂三運如是說。